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妞书僮: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脸看出他有犯罪吗? 《不平等的审判》真人真事新

2020-07-02 浏览量:307 I辉生活 作者:

《不平等的审判》

犯罪心理 嫌疑犯


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脸看出他有犯罪吗?


看看下面的这些人。哪一个人是因为强暴八岁女童而被判罪?哪一个是因为窃盗而被捕的走钢丝表演者?又是哪一个因为杀羊而被判刑?


我们会盯着他们拱起的眉毛、弯曲的鼻樑、突出的耳朵看。我们会看着照片中人物的嘴唇:他们的嘴唇紧闭吗?镇静吗?还是害怕、生气?这双手的主人有恋童癖吗?


我们停不下来。这些嫌犯的脸部照片里有什幺东西揪住了我们,有一瞬间吸引了我们的目光,然后是再下一瞬间。


妞书僮: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脸看出他有犯罪吗? 《不平等的审判》真人真事新


如果没有仔细审视这些被告,我会觉得很难读懂他们的犯罪。如果最近有一个嫌犯因为残忍地杀害一位年轻医师(在她家里,而她的家离我们的街区不远)而被逮捕,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输入他的名字,好让我能够看到他的脸。这好像很自然—损害发生的当下,这是一个必须的步骤:检查一下他的轮廓,试图釐清其中的意义。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,我花了数小时钻研纽西兰在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O年之间拍摄的许多照片,这四张照片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。


我不是唯一一个像磁铁相吸一样被这些影像吸引的人。还有许多书籍、画展、政府资料库和个人收藏、eBay 拍卖、CNN幻灯片和专属的网站,都投入于蒐集嫌犯档案中的脸部照片。它们到处都有: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,也是最不希望碰到的。


当然,它们之所以具有吸引力,其中一部分是出于人们的窥淫癖。网路上还有各种「性感的嫌犯脸部照片」、「哭泣的嫌犯脸部照片」和「嫌犯脸部纹面照片」的搭配,十分具有娱乐性—如果是名人、留着奇怪的髮型,或是亲身经受了法律强大力量的人,甚至还有各自的页面。我们可以直视他们的眼睛、把他们画成埃及豔后的造型或是浮肿的样子。但我想,这其中应该另有深意吧。


他们的脸—和身体—或许透露了犯罪的信号和原因。


当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,我们会寻找事前的预警。而且我们希望找到这个损害的源头:是什幺让一个人对住家放火、从背后开枪杀了一个人,或是性侵一名儿童。


让我们再看看这四位纽西兰人。最左边那位—法兰克.马斯特斯(Frank Masters)—是强暴犯。其他人犯的都只是财产上的轻罪,从左到右依序是约翰.鲍威尔(John Powell,他杀了羊后偷取尸体,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)、阿利克.埃文.麦格雷戈(Alick Evan McGregor,窃盗罪,一个月徒刑)以及走钢丝的表演者威廉.约翰斯顿(William Johnston,窃盗罪,三个月徒刑)。马斯特斯是连续性侵犯,在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八年之间,他至少有四次因为猥亵行为而被判刑—更具体来说,是「在年轻女性面前裸露性器官」。


虽然所有受到马斯特斯罪行影响的人— 被害者和她的父母、陪审员、法官、威灵顿(Wellington)周围的社区—很久以前就都不在了,但是这个儿童强暴案件却仍然搅得我们不得安宁。这个人为什幺会变成马斯特斯呢?在他身上发生了什幺事?我们焦急地想知道,却没有什幺方法可以查出事实。


就算我们可以回到一八八九年十二月,和皇家大律师(Crown Prosecutor)互换身分,我们仍然不会知道当马斯特斯犯下罪行的时候,他在想什幺。他真正的动机、他的状态、他的冲动是什幺—它们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跟当时一样:被藏在一张留了鬍鬚、深色眼睛、秃头的脸后面。

   

在法庭上,马斯特斯解释他糟糕的行为是出于一种强迫作用,但是呈现在法官和陪审员面前的证据却很难解释。在他第四次因为猥亵行为而受审的时候,马斯特斯宣称「当犯下这些罪行的时候,他好像不是自己的主人,而且在被逮捕之前,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幺事」。根据律师的建议,法院命令马斯特斯「接受医学鉴定,看他的精神是否正常」。不过,约翰斯顿(Johnston)医师—监狱的医官—「认为他的……神智正常,只是有一些下流的习惯」。

   

因此,虽然马斯特斯请求法院「採取一些步骤防止他再做同样的事」,但他还是在不久之后就被释放了,而且很快地在外面强暴了一个孩子。

   

根据报纸的报导,马斯特斯在宣判时进入了「异常而且恍惚的状态,语带哭音地说了至少二十五分钟以上」。「(他说)他一定是疯了—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—所以根本停不下来」。除了「建议应该把他的『手脚都绑起来』、关进疯人院之外,他还提出一个可以有效防止他再度犯案的极端手法」。他也想要做好,「能够结婚,正正当当地过日子,不要像现在这样」,但是却有什幺—他的本性、他的命运—一再为他的生活製造麻烦。转述这场审判的记者认为马斯特斯只是在演戏:「他无疑地只是在装腔作势。」不过法官就没有这幺确定了:「他无法判断囚犯的精神是否真的异常。」

   

在这个脉络底下,很容易觉得有某些方法、实务和经验法则可以掀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:行为的真实原因、有罪的证据,或是一个已经堕落的灵魂。本书一开始所提到的「神裁法」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。它会让内心的邪恶表露出来。一个异端者可能会说自己是无辜的,但是沉进水里之后,真实就会显露出来了。

   

当然,我们并不总是依靠精心设计的仪式来揭露犯罪。的确,历史上大多时候我们都只是靠自己的眼睛。我们会直觉地觉得罪犯长什幺样子、他们的姿势和行为看起来像什幺样子。我们其实每天都会用到这种直觉,例如我们必须决定拿到零钱时要不要数、有人插队时要说什幺、回家的路上要什幺时候过马路。当你看着这四位受到控告的纽西兰人时,这些连结便在下意识里主导了你的选择。我们的确会看封面来评断一本书—虽然可能很难明确地说我们到底在看什幺、为什幺它会连结到犯罪。我们会说:「他看起来就像个强暴犯」,好像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。

   

认为一个人的脸部特徵会透露出他的个性,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以前,不过一直要到十九世纪,才发展出「观相术」,并用它来理解犯罪。对于当时的人来说,那真是一个革命性的时刻,从此可以解开许多谜团,丢弃那些落伍的作法。它透露出的讯息是:世界是可以被归类、被解读的,而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改善社会。达尔文、爱迪生和达盖尔(Daguerre)[译注1]都告诉我们了。如果雀类的喙的弧度可以透露出牠偏爱特定种类的种子,为什幺一个人的鼻子有多挺,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的内在动机是好还是坏呢?如果有人可以设计出一个机器,正确地比较每个人的鼻子,那幺,社会不就能为罪犯建立一个分类系统了吗?消除犯罪看起来真的是可能的。

   

义大利都灵大学(University of Turin)的切萨雷.龙布罗梭(Cesare Lombroso)教授(他以前曾是佩萨罗(Pesaro)的精神病院院长)便是其中一个激动地喊出这个作法的人。龙布罗梭犯罪学理论的追随者相信,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识别出任何犯罪行为的根源。研究犯罪者的生理特徵是否和其他人不一样,是他们特别有兴趣的部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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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一次重大犯罪的尸体解剖让龙布罗梭有所顿悟。在那次解剖中,他对于眼前这些头部的解剖结构(「残暴成性的人」或是「粗笨大汉」的头部结构)有多幺类似,感到十分惊讶:「当看到那个头骨时,我似乎突然看透了罪犯的本质(如同在燃烧的天空下出现一片旷野)—原始人在繁衍下一代时,会把原始人性中凶猛的本性和内在的动物性複製给下一代。」现在摆在他面前桌上的,是对于犯罪这种祸患的解释。在我们之中,那些似乎「只为自己、对于邪恶有着不能压抑的渴望」的人、想要「毁灭生命」的人、在性方面败坏的人,或是「因过分懒惰」而走向诈欺或是偷窃的人,在心理和生理上就是不同的。他们「生来就是犯罪者」—比较像动物,因为动物有这些行为很正常。如果要区别出这些「堕落的人」(他们天生就容易作一些犯法的行为),只能够靠他们身体上的不同来识别—龙布罗梭说他们「有烙印」,透露出他们处于一个未进化的、动物的状态。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—其他人早在几世纪之前就在思考人和野兽之间的连结(如同上方的木刻画的例子),但是龙布罗梭精确地专注在这方面。他和他的追随者开始仔细地确认和测量各种不同的身体特徵和比例—从是否有纹身到头盖骨的形状—努力要让犯罪可以按图索骥。

   

只要拿面镜子来,你就可以看看自己—而这也是龙布罗梭犯罪学理论的追随者当时所作的。头形尖吗?下巴的线条分明吗?鬍鬚只有一点点吗?眉毛很淡吗?这些都是犯罪者的特徵。

   

一连串出现的新科技,大大地帮助了龙布罗梭的研究计画。有机器可以记录一个人的脑容量和形状;他的血压;他的触觉、嗅觉和视觉;他对于痛楚和温度的敏感度;以及他说话的方式,还有其他许多事项。其中我最喜欢的发明,或许是路易士.弗里杰里奥(Louis Frigerio)的「测耳仪」(otometer),这个仪器是用来测量耳朵的直径,以及它与头之间所夹的角度—弗里杰里奥认为在所有的器官中,耳朵是用来标示一个人是否堕落的最重要器官。弗里杰里奥认为罪犯和精神病患拥有比较平且大、从头部突出来的耳朵,其道理在于大猩猩和其他「低等动物」都有类似的耳朵。

   

如果要记录罪犯的身体状况,以进行客观的比较,最好用的工具莫过于照相机。虽然照下嫌犯的脸部照片,最初只是用来追蹤罪犯—警察机构彙集「犯案者的照片档案」,是为了方便他们自己在已发现的罪犯身上作记号—但是对观相术有兴趣的人,则产生了更宏大的计画。法兰西斯.高尔顿(Francis Galton)—一位英国的改革者、查尔斯.达尔文的表弟—发明了一个方式:拍下数张不同罪犯的影像,把他们重叠在同一张相片里。旅馆的小偷会长什幺样子呢?高尔顿找来六位被逮捕的旅馆小偷,为他们照相,然后把六张照片组合成一个原型。可以想像,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某人当真把第三只手伸向受害者的大衣之前,先认出他天生就是个扒手。新的黎明即将来临:我们可以凭记号认出犯罪,而且知道他这幺做是基于兽性。我们也许可以减少犯罪—甚至可以完全消灭它。

   

但这是徒劳无功的。高尔顿、龙布罗梭等人的研究的正确性几乎是零。还有更糟的,他们这些突发奇想的理论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型态,而且被用来为优生学的运动辩护(优生学运动是要藉着控管特定人群的生育,来达到根除犯罪的目的)。

   

看起来我们离箝制的过去已经大有进步:毕竟我们解放了达豪(Dachau)集中营[译注2]。我们领悟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强制绝育是一个悲剧,也失败了。对于那些仍然相信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体推测出他的本质的人,我们也只会加以嘲笑。那些还这幺说的人—像是席维斯.史特龙(Sylvester Stallone)的母亲贾姬(Jackie,一位颇有名气的算命师,只要看一个人的臀部特徵就可以帮他算命)—也只沦为脱口秀的段子而已。


但所谓的进步大部分只是假象。虽然我们的确不再採信摆明的、公开的观相术,但其实在私底下还是会看相,浑然不觉我们其实是在根据一个人的肤色、嘴唇太厚或是耳朵不对称来评价他。这些评价没有被指明出来,反而更具有杀伤力。龙布罗梭和高尔顿想要帮分类确立一个客观、可以证伪的系统,所以专注在检验、测试和评价等与公众相关的领域。而我们的法官则正好相反:十分地主观,鲜少作仔细的观察。

   

同样有问题的是:当我们在考虑一个人为什幺会犯罪的时候,我们也会依赖一种只看外观的「犯罪者脸部照片」的概念:我们会只专注在有如纸一般薄的、对于犯罪者的片面印象,而不去顾及周遭的状况。一般来说,我们会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来自于他的自由选择—根据他固定的性格特徵、喜好和信念。当我们听到一件令人髮指的事件—例如一件谋杀案—时,我们会立刻产生出一个虚拟的「犯罪者脸部照片」的概念:他一定是一个邪恶的人,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,宁可选择漠视我们最重要的社会规範。我们不太会关注其他的偶然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—像是他儿时可能暴露在含铅的环境中,或是他在帮派中的同侪压力—除非它们明显到完全无法忽视(例如有人拿枪指着这位犯罪者的头)。我们通常都会坚信自己心里类似于「犯罪者照片」的简单想像,这让我们认为人的行为在不同情况下都是一样的。一日为杀人犯,终身为杀人犯。

   

有时候这会是对的,不过通常不是—而且即使人们的行为真如我们所预测,也通常只是个巧合。我们用「犯罪者脸部照片」这个概念来解释悲剧的事件,既扭曲也不公平。我们会认为大部分的罪犯彼此之间都独立不相干,他们是理性的行为者,自己决定要追求一个贪婪、纵欲或是恶毒的结果。我们都低估了周围的世界和我们大脑的运作动力—这两者都意义重大,而且几乎无法自行控制。我们又再次把注意力放在错的事情上了。

   

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以大脑的软组织为起点。

   

是什幺让你可以读懂这个句子中的每个字、理解它们的意思、记住前一段的内容、感觉到你拿在手里的书页或是阅读装置,并且决定继续读下一段?

   

答案就是神经元、突触[译注3]和神经传递介质。如果把这些电气化学的相互作用都拿掉,结果就是我们将没有想法、没有情绪、没有选择、没有行动。


就算是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,这听起来也不对劲。感觉起来,我们应该有某种像是「灵魂」的东西—独立存在、有意义而且有理性—在指挥我们的行为。这个东西怎幺可能只是产生神经冲动、触发并传输化学信号的神经元呢?这应该不太可能,甚至是完全不可能。但这就是事实。

   

没有什幺恶灵命令马斯特斯强暴一个八岁的女童,他有这个行为,原因在于他脑袋里的一团三磅重的细胞。要理解犯罪行为,其中一个有效的出发点,便是考虑像马斯特斯这样的罪犯,他的大脑是否和「正常人」的大脑相异。

   

即使回到马斯特斯的时代,在当时对这件事提出的各种解释中,也有一个说法提到大脑的特定区域可能与某些特定的行为有关。或许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十五岁的费尼斯.盖吉(Phineas P. Gage)—他是兴建佛蒙特州的拉特兰(Rutland)与伯灵顿(Burlington)之间的铁路的工头。

   

盖吉的出名,要追溯到一八四八年的某一天—那是个既悲剧又奇蹟的一天。在那天,盖吉用一根金属棒在石头中放置要引爆的火药。他的行为(以我们今天谨慎的眼光来看,或许不能说完全意外地)触发了一次突然的爆炸,十三磅的铁片直接贯穿他的左脸颊,再从他的头顶飞出来。

   

虽然前额叶皮质和大脑的其他区块受到重伤,盖吉却奇蹟般地活了下来,而且大部分的身体机能和智力都保留下来。但是他的朋友也立刻注意到:盖吉「已经不是盖吉了」。他在意外发生之前是个谦恭有礼、讨人喜欢而且尽职的人,但是在意外发生之后,却变得懒惰、粗鲁,而且容易发脾气。大脑的某些特定部位受伤,似乎也改变了他的行为中某些特定的面向。

   

不过没有证据显示盖吉曾经有犯罪行为,所以与马斯特斯比较相关的例子,或许应该算是《神经病学文献》(Archives of Neurology)里报导的另一个例子—这发生在盖吉受伤的一五O年之后。的确,有许多事件好像都在回应关于马斯特斯的报告。

   

在二OOO年,一位已婚的四十岁维吉尼亚州学校教师欧夫特(Oft)先生—他之前从来没有过异常的性冲动—突然开始蒐集儿童的色情图片,并且,在不久之后还想要对处在前青春期的继女作一些猥亵的行为。因为是初犯,所以他被引导接受一个十二期的住院疗程,希望治疗他的性上瘾(sexual addiction)。只要有任何严重的差错,他就会被送去坐牢。虽然他知道有这个风险(而且不想被关起来),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,但他却开始勾引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和他发生性关係。

   

当然,欧夫特被取消了疗程,而且隔天就被提交给法院;就在此时,他爆发了剧烈的头痛,严重到他必须去医院。但是一开始检查他的神经系统,他就向房间里的女性提出猥亵的要求,而且公开讨论他怕自己会强暴房东太太。

   

因为他有明显不正当的行为,所以医生大可判断他的头痛只是装的,真正的目的是想拖延被送进监狱的时间,不过医生却安排了脑部扫描。扫描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:他们发现了一颗像蛋一样大的肿瘤,就在前额叶基底部的右边(right orbitofrontal area)。

   

动手术割除肿瘤后的结果也同样令人震惊:肿瘤被切除之后,欧夫特对于色情图片的兴趣顿失,而且一下子就完成了他之前一直感到很困难的嗜性者互诫协会(Sexaholics Anonymous)的疗程。在七个月之后,他就被准许回家了。

   

欧夫特明显复原了,但是事情却还没有结束。在二OO一年十月,他的头痛又复发—而且他祕密蒐集色情图片的行为也又出现了。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吗?果然,当医生再次进行脑部扫描时,他们发现那颗肿瘤又长出来了。而且随着在二OO二年二月进行的第二次手术,那些性方面的异常行为也再度消失了。

   

类似的例子,清楚说明了脑部的问题会对人的行为造成巨大的改变。不过我们必须知道:这幺明显的例子是很少见的,而且轶事也只能告诉我们这幺多了。在大部分的时候,我们碰到的都是像马斯特斯这样的人—他做了某件残暴不仁的事,不过脑子里并没有一颗很大的肿瘤或是破洞。如果要看犯罪者的神经系统状况,比较好的作法是把许多人的脑部拿来作比较。

   

现有的监禁资料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有哪些。例如:我们的监狱关了不成比例患有重大精神疾病的人(包括精神变态和反社会人格障碍,这是美国精神病协会(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)的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(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)里列出来有相关、但是更广义的疾病)。精神变态者的特徵,就是你认为被关在牢里的人都有的特徵:自私、作表面功夫、冲动、不老实、没有责任感,而且对于其他人漠不关心或没有同理心。虽然他们顶多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二,但是在全部坐牢的人里面,却占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多数。脑部受到外伤的证据也赤裸裸地呈现出来:虽然监狱外的一般人只有不到百分之九有这样的创伤,但是关在牢裏的人,却有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人至少受过一次类似的外伤。

   

虽然犯罪神经科学的基础取向与早期的观相术很类似,不过比起弗里杰里奥的测耳仪,我们的工具还是进步得多了。电脑断层摄影(computed tomography,CT)和磁振造影(magnetic resonanceimaging,MRI)都可以瞬间了解脑部的构造。你可以想成是为我们的大脑内部照了一张快照:专照大脑内部的拍立得。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发现外伤、疾病或是异常。它们可以告诉你:这个人是否有一个像蛋一样大的肿瘤,或是脑内的某个特定区块的组织特别少。相反的,功能性磁振造影(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,fMRI)则会告诉我们,脑部的哪一个区域会在某些时间增加较多的含氧血—也就是说,当人们被问到问题,或是看着某些影像(例如成人和儿童的色情图片)时,哪个地方的神经活动会比较频繁。这个神经成像的技术让我们可以了解脑部结构和人类活动(及行为)两者之间的关係。

   

再说说前额叶皮质区。病理性说谎者、具有高度攻击性和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,这个区域的灰质都比较少。前额叶皮质区的受损也和暴力行为有关,脑部的这个区域如果血流减少,也会产生犯罪。相关的研究显示,前额叶皮质区对于控制冲动十分重要,影响一个人是否可以审慎地对长远的未来作出决定、把享乐向后延迟,和遵守规则。

   

前额叶皮质区机能障碍最奇怪的表现之一,便是如果有人伤到了脑部的这个区域,他或许可以分辨对错,但是却无法让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。欧夫特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: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,但是他说自己没有能力控制这些行为。

   

考虑到反社会的行为十分複杂,所以如果说大脑的其他部位也会影响犯罪行为,应该也不让人惊讶。例如:杏仁核对于约束侵略行为就具有重要的功能。神经科学家认为这个区域对于了解其他人的信仰、意图、欲望和情绪非常重要。因为它的功能在于察知别人所受到的惊吓、恐惧和痛苦,防止我们伤害别人,所以如果它的运作出现了问题,一个人出现暴力行为的风险就会增加。我们一直都知道精神病患者有严重的同理能力的缺陷—不消说,他们的杏仁核的功能也比大多数人更不完整。

   

虽然我们会将每个部位分开讨论,但其实脑的各个部位都是互有相关的,一个以上区域的功能不足,会造成特定的犯罪行为。以恋童癖为例,似乎就出自许多神经系统的缺陷,包括杏仁核和前额叶皮质区的问题,这些地方的问题会干扰一个人如何处理情绪的信号和性方面的刺激。

   

不过,出现异常或机能障碍的位置,会影响一个人犯罪的性质。前额叶皮质区有缺陷的人比较会犯下冲动或被情绪刺激的犯罪(例如:在被嘲笑之后,拿起瓶子打破对方的头)。另一方面,杏仁核出现异常—不过前额叶皮质区运作正常—的人,则比较会从事经过计算、有针对性、而且不带情绪的攻击行为(花几週的时间蒐集工具和跟蹤某人,最后才残忍地杀了她、抢走珠宝)。这两种机能障碍都可能导致最后的谋杀举动,但是它们的神经系统结构和过程却是不同的。

   

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「习得的精神变态」(acquired psychopathy)和「发展的精神变态」(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)两个相对照的行为—「习得的精神变态」多是因为立即的危险或是挫折而造成的攻击反应,而「发展的精神变态」所做的攻击行为,则多半是手段性的,是为了在最后达成完全利己的目的。有习得的精神变态的人是前额叶皮质区受损,让他们很难管理自己的情绪反应,而有发展的精神变态的人,则是杏仁核的机能异常,所以他们无法正确地处理痛苦的信号。

   

电视剧和电影引导我们把精神变态者想成一个完全的恶魔(例如血腥恐怖片《月光光心慌慌》(Halloween)里的麦克.迈尔斯(Michael Myers)),或是超级理性的行为者,出于选择才做出惨无人道的事(例如汉尼拔.莱克特)Hannibal Lecter))[译注4],但是科学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解释:是脑部的异常,使他们缺乏了我们其他人理应拥有的重要工具。我们将在后文讨论,其实我们很不愿意接受这个生物学上的说法,因为这让我们对于罪犯的严厉对待变得没有正当性。但是证据就是这幺告诉我们的。只要思考一下是什幺在一开始造成脑部的机能障碍:基因和发展方面的因素—而这几乎不是受到影响的个人所能够控制的。反对将犯罪者过分简化成「犯罪者脸部照片」,这个概念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。

   

有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的反社会特徵中,几乎有一半的变数都可以说是基因问题(而基因是与生俱有的)。事情是平等的,如果你有Y染色体,那幺从事暴力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高出数倍。精神变态者和有恋童癖的人都有不成比例的多数是男性。但也可能很难把基因的影响和社会因素区别开来:毕竟,男性和女性会有的经历和受到的期待,本来就是非常不同的。

   

要说明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,单胺氧化酶A(enzyme monoamine oxidase A,MAO-A)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它可以使某些神经传递介质失去活性,而且是由单一基因所决定的。科学家认为如果你拥有这种製造比较少的酶的基因,在二十五岁之前犯下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就是其他人的几百倍—但前提是你还曾在童年时期受到虐待。

   

一般来说,环境对于我们的脑部如何发展,具有重要的作用,尤其是在怀孕、婴儿和幼儿时期,对于我们未来是否会犯罪,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如果头部受了伤的确会有影响,不过经验也同样会形塑我们,并增加我们将来触法的可能性。

   

身体在建构一个健康的大脑时,如果发生了某些经验,可能会使我们缺乏所需的东西。例如:有许多证据显示胎儿在怀孕期或婴幼儿时期的营养不足,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。就连微量营养素都很重要:有几个研究显示如果微量元素(像是锌和铁)不足,会比较有攻击性。

   

如果暴露在某些有毒的物质中,也会有影响。如果你的母亲在怀孕时抽烟,你长大后犯罪的机率是别人的三倍。酒精中毒也有类似的影响。尤其干扰的是那些母亲也无法控制的因素:如果你是在某个时期生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地区,你可能会被曝露在重金属的环境中,当你每次喝水和呼吸时,都增加了暴力行为的可能性。

   

例如,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,汽油造成的铅中毒可能是一九六O到九O年代之间暴力犯罪激增的主要原因。背后的理论是一九四O和五O年代的儿童都暴露在汽车排放的铅尘当中,使得他们的脑容量减少,而且机能异常,尤其是在前额叶皮质区的部分(这个词又再度出现了,有暴力行为的人通常脑的这个部位都有异常)。因此,在二十年之后,这些高度暴露的人对于控管情绪和冲动的能力比较不足,于是造成了犯罪的结果。

   

其他重要的经验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你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朋友和邻居是什幺人,都会有影响。如果父母一再辱骂小孩或是疏于教养,如果在学校遭到孤立,或是交到行为不良的朋友,都会增加一个人犯罪的可能性。

   

而许多这些风险因子又都有互相加乘的效果:一个过动的十岁孩子,智商不足,又与反社会的单亲妈妈住在贫民区,妈妈的管教严厉,还会不时虐待小孩—这些都预示了少年犯罪的出现,他在十八岁之前出现暴力犯罪的机率,是另一个只有智商不足的十岁孩子的好几倍。

   

就算基因和环境让一个人只有犯罪的低风险,但是处于某个年龄层,会让机会遽增。我们知道在刑犯的名单中,十几岁后半和二十几岁前半的人占不符比例的多数。英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: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之间的暴力犯罪者,比其他所有年龄的人加起来都还要多。

   

有一种解释是我们的大脑也会发展,就和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,不过却又比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得慢。额叶—尤其是掌管判断、决定和自我管控的部位—或许在人们完全成长到二十几岁之前,都还不成熟。看着他们的大脑时,你会发现青少年比较不会考量行动的后果。他们快速作决定的结构还不够成熟,这种结构让成年人可以不必经过深思熟虑,就能避开可能有危险的犯罪活动。但如果是青少年,有时候会在衡量一件事的风险有多大时就迷失了:我应该把枪从口袋里掏出来吗?我应该对着那辆车丢这个瓶子吗?我应该吸这口毒品吗?有一个理论认为:一部分的问题在于如果前额叶皮质区的发展速度较慢,杏仁核(负责掌管情绪反应和反应处理)就会发育得过早,让十几岁后半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犯罪行为的引诱、被他们的情绪所左右。

   

从进化的观点来看,青少年大脑的特徵和耗时的发展似乎令人感到不解,不过有些科学家相信青少年大脑最大的特色—追求冒险和尝鲜—在我们祖先过去的生活中,可能是为了适应环境才发展出来的功能,是为了鼓励青少年踏进这个世界、发展出新的社会连结、得到宝贵的新经验,并且在竞争的环境中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机会。也许我们一直只想到年轻的心灵要付出的成本—想到酒精和药物会过量、想到他会发生车祸、斗殴,和被逮捕—而忘了这对于一个青少年大脑的益处:他会愿意去经历、与新的人相遇、求知若渴、愿意感受,而且将知道这世界会提供给他什幺。

   

一个明显的徵兆是在最近的案子中,大部分的最高法院法官似乎也根据科学证据,接受了少年的心智和成人的心智有着基本的差异。不论是「葛兰姆诉佛罗里达州案」(Graham v. Florida)—该案宣告若不是犯谋杀罪的少年犯,不得科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—或是「罗珀诉西蒙斯案」(Roper v.Simmons)—该案宣告不得对未满十八岁的罪犯科处死刑—最高法院都承认,青少年除了比较容易受到同侪和其他外在压力的影响之外,心理上的发展也较不足,无法有负责任的表现。我们必须把这个新的理解推广给每个人—不论老少—青少年的大脑功能都会让他们面对特别的风险。

   

不过,在这场反对把罪犯简化成「犯罪者脸部照片」的战役中,让最高法院和一般大众相信犯罪通常只是神经系统有缺陷,只是战役的一半。以往会说,犯罪行为的背后一定藏着可怜的个性或是邪恶的灵魂;如果要消灭这种神话,我们还必须建立一个观念:即使是那些大脑没有异常的人,也仍然会受到环境很大的影响,使得他们决定做出违反法律的事。基因、生物学和经验上的因素使得某些人属于犯罪的高风险群,但是大部分人的道德认同却不是坚定不移的。我们所处的特定环境便能够造成各种差异。

   

同一个豆荚里的两颗种子可能长成非常不同的两棵树。看看巴尔杰(Bulger)兄弟—詹姆斯(绰号白毛(Whitey))和威廉(被叫作比利(Billy))—就知道了。

   

他们一起在南波士顿(South Boston)长大,是詹姆斯.巴尔杰和琴.巴尔杰(James and Jean Bulger)的六个孩子中的其中两个。詹姆斯(爸爸)在一场意外中失去了一部分手臂,他一直想找一份安稳的工作,他们一家人住在奥德港(Old Harbor)—这是新英格兰(New England)的第一栋国民住宅建案。白毛、比利和杰基(Jackie,他们的弟弟)共用一个房间,一直到比利读高中二年级,家中的女孩们都搬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间。虽然这栋建筑物里一直充满着毒品和绝望,不过奥德港还是一个双亲家庭的社区,贫穷但也努力地生活。巴尔杰一家拥有的不多,但他们是有尊严地和家人住在一起。

   

白毛一直留在家乡,和美世街(Mercer Street)的混混们搅和在一起。他交朋友的对象都是一些跷课的学生,他们会在一起打架,或做一些更糟的事。白毛在十四岁时第一次因为偷窃而被捕。很快地,他又有了窃盗、伪造、殴打、施暴和武装抢劫的前科。

   

十四岁对于比利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:他在那一年决定离开家,到波士顿学院高中(Boston College High School)就读,而不是和朋友们一起留在南波士顿。当白毛在到处打架、惹麻烦的时候,比利正忙着写功课,或为了赚自己的学费,而到约翰和玛丽.卡普(John and Mary Karp)的肉铺子打工。之后,当比利进入波士顿学院(Boston College)就读、正式进入学问的世界时,白毛因为抢劫银行遭到追捕,最后被判了多年的牢狱之灾。

   

这对兄弟在各自的路上愈走愈远之后,各自的方向也渐行渐远了。

   

比利接着进入法学院、写了有关法律的论文,这带他走向从政之路,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:国家的代议士和麻萨诸塞州的参议院议长。他在代议士的职位上致力于儿童虐待的议题,并投入教育和福利的改革等。之后,他又受聘为麻萨诸塞州大学(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)第二十四任校长,而且得到了超过二十个荣誉学位。

   

那白毛呢?他在关了九年之后被放出来,成为波士顿势力最大的帮派分子—在马丁.史柯西斯(Martin Scorsese)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《无间道风云》(The Departed)中,杰克.尼克逊(JackNicholson)所饰演的角色,就是受到白毛的启发。奥萨玛.宾.拉登(Osama bin Laden)被杀了之后,白毛就一跃成为美国的头号通缉人物。在当局终于抓到他之后,他因为涉嫌参与十一起谋杀案、贩毒、敲诈等罪而被判处两个无期徒刑,再加上五年有期徒刑。

   

即使如此,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个例子:比利—就和其他许多二十世纪的波士顿政治人物一样—并非毫无争议,而且他没有背叛白毛,反而拒绝协助警方逮捕白毛。不过,包庇护短和态度强硬的政治家,还是和杀人犯及毒贩大不相同。而且,不论比利对于他这位哥哥有着什幺样的感情,他在学业方面的努力、专业经验,和他的日常生活,还是给了他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身分。

   

当然,也有可能白毛和比利的基因差异很大—毕竟,他们并不是同卵双胞胎,而只是兄弟。也说不定在十几岁的一次打架中,白毛的脑部受了伤,让他在冲动控制上出了些问题。但是最合理的解释,应该只是这对兄弟在各自生命中的重要时刻,碰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。我们周遭的环境常常会造成十分重大的影响,几乎足以抹煞性格这个因素。

   

想像一个当代的白毛。十六岁的他,脸上戴着面罩,手里拿着一把枪、藏在夹克里。要加入黑帮的入会仪式,就是去抢劫一个人—被他选上的那个人正走在他站着的小巷里,小巷的墙上画满了乱七八糟的涂鸦。他做到了,而且在过程中用枪射杀了那个人—三个孩子的爸爸。

   

读完这段简短的叙述,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在脑中勾勒出一个有着前因后果的故事,我们专注于那个男孩有缺陷的人格和他糟糕的选择。不过,在这场不幸的犯罪中,现场状况到底扮演着什幺样的角色呢?

   

在开始之前,让我们先把状况中的某些因素(一定不会构成原因的因素)排除在外—例如:他所戴的面罩。犯罪者为什幺要戴面罩?一般认为是当坏人想要做坏事时,会套着长袜或是巴拉克拉法帽(balaclava)[译注5],来遮住他们的脸,让他们得以为所欲为—破门窃盗、抢劫、强暴或是谋杀—而不会被认出来或被抓住。那是一个工具,帮人达成他所选择的结果。

   

这看起来不会有任何争议,不过研究者最近发现面罩本身就可能是有害行为的源头。这个实验是以一群在万圣节派对中玩游戏的小学生为对象—研究者先让他们穿平常的衣服,然后换上万圣节装扮,接着再换回平常的衣服。在有「匿名」效果的第二次游戏中,学生们明显地比较具有攻击性,但是在他们拿掉面具进行最后一轮的游戏时,攻击性又消失了。真正有影响的似乎是这群孩子的装扮,而不是他们原有的个性—一项被认为与人类学有关的研究也发现,某些社会的战士在出征时会戴上面具,或改变他们的外貌,而这些战士就会非常倾向于杀害或是凌虐他们的战俘。

   

接下来,研究者决定看看如果有装扮(匿名),孩子们会不会真的做出什幺犯罪行为。在实验中,孩子们到各家去提出「不给糖就捣蛋」的要求,他们进入的人家里面会有一个碗里放着糖果,而另一个碗里则放满硬币。开门的人会告诉孩子:每个人都可以有一颗糖果,而如果孩子们发问,就告诉他们硬币是要捐出去的。

   

如果在这时候,开门的人离开孩子、走到另一个房间去,这群孩子会怎幺做呢?

   

嗯,有许多孩子会把糖果偷走,也会偷钱。有几组人还把整个碗都拿走。不过有一个有趣的转折:实验的某一个设计让开门的妇女先问孩子们的名字和住处,这群孩子就没有偷拿东西。面具带来的匿名效果被破坏了。

   

现在想想现代白毛在犯罪时会用的另一个工具:枪。我们都听过这个说法:「枪不会杀人;杀人的是人。」[译注6]就算有些人对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(NRA)极度地不信任和轻视,这个贴在汽车保险桿上的标语还是有一定的道理:毕竟,枪是没有生命的。它们不可能有能力影响一个人的行为。

   

直到有研究证明它们是可以的。

   

带着武器可能会让我们发生改变。在一个研究中,每一位受试者都获得了一把玩具枪,或是其他非武器类的东西(例如一颗球),他们要拿着那个东西,同时萤幕上会出现不同人的照片。受试者被告知:如果萤幕上出现的人拿着枪,他们应该赶快用自己手上的东西对準萤幕;而如果萤幕上出现的人拿的是手机、钱包或是鞋子,他们手上的东西应该对着地板。

   

结果令人十分震惊。只是手上有没有拿着枪,就会影响受试者判断一个人的危险程度。只要手里有枪,受试者(比起那些手里只拿着一些无害东西的人)举枪瞄準萤幕里的人的次数就会大幅增加。而且,如果枪只放在实验室里明显可见的地方,不会造成什幺影响;受试者必须拿着它。

   

最好的解释是:用枪作为指示物(pointer),会让人把模糊暧昧的东西也认知为枪,因为认知和计画行动在脑中是共用同一个过程。如果手里握着枪,会让世界看起来更充满威胁,随时都可能发生致命的结果。

   

就连周围的景观—被喷漆的巷弄、排水沟里的垃圾、一排废弃的房子—都可能影响现代白毛的行为。回到一九八O年代早期,乔治.凯林(George L. Kelling)和詹姆士.威尔逊(James Q.Wilson)提出了「破窗效应」理论(“broken windows” theory),这是指潜在的犯罪者会从环境中获得线索:「如果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破了,而且没有人管它,其他窗户也很快就会破了……一扇没有修补的破窗户是一个信号,表示没有人会在意,所以就算把其他窗户打破,也不会怎幺样。」随地的垃圾、荒废的建筑物和烧坏的汽车也会鼓励犯罪行为吗?有一段很长的时间,我们认为这只是随便说说,不过,最近的实验研究开始支持凯林和威尔逊的想法。

   

在一组实验中,荷兰的研究者发现在一个真实的社区里,只要製造出一点非常轻微(但是人们看得到的)的脱序,就会改变人们的行为。如果出现更多涂鸦,就会明显地有比较多人偷五欧元的纸币(如果可以看到它附在一封被塞进邮筒的信里)。当实验者违法地把脚踏车锁起来(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),就会有超过三倍的人擅自进入一个明显标示「禁止进入」的区域。

   

一个比较正面的发现是:城市中的绿色空间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。犯罪不会潜藏在灌木丛里。的确,在费城—我的家乡,最近的研究发现有树、灌木林和草地的地方,犯罪会比较少,尤其是抢劫和施暴。

   

就算我们同意背景会成为某个事件的原因,我们还是很难相信,只因为现场的某些因素,就会让一个人犯下非常凶残的行为—例如杀害一个人。不过事实上,心理学上最有名的一系列实验的结论,都几乎可以证明这件事。这系列的实验只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:多少比例的人会只因为另一个人在考试时答错了答案,就对他施以可能致命的电击?

   

虽然逻辑告诉我们,只有残酷成性的虐待狂才会按下电击按钮,但是斯坦利.米尔格拉姆(Stanley Milgram)却发现:如果实验者指示他们这幺做,有百分之六十三的实验对象都会持续对对方施以电击,直到上限四百五十伏特。更有趣的是,只要米尔格拉姆改变环境中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,就可以让服从这个指令的比例在百分之零和九十二.五之间变动。受试者有先看到前两位受试者都拒绝接受指令吗?如果有的话,服从度会陡然急降。要受试者继续进行实验的指令,是出自一位穿着灰色实验室大褂的科学家、还是非专业的行政人员呢?如果是科学家的话,绝大多数受试者都会服从。实验是在耶鲁大学、还是在康乃狄克州布里奇波特(Bridgeport)的一个私人机构里进行呢?如果是在布里奇波特的实验室,会施以电击的人数就低得多。

   

我们都想要相信残酷的罪行一定是由凶残的人做的—这些人和我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。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汉娜.鄂兰(Hannah Arendt)把邪恶描述成「平庸」的言论十分着名,它背后也受到心理学的支持。鄂兰为《纽约客》(New Yorker)採访并报导纳粹战犯阿道夫.艾希曼(AdolfEichmann)的审判,但在观察整个审判程序时,让她印象最深刻的,却是艾希曼看起来是如何地普通。在她眼前的这个人做了极端骇人听闻的事—负责执行所谓的「最终解决方案」(Final Solution)[译注7]—但是他看起来却完全不像个魔鬼。虽然后续的研究显示,艾希曼是个比他装出来的更激烈百倍的刽子手,不过鄂兰这个更一般性的短评还是流传了下来。

我们大概很难接受这句话背后的含意:我们都有可能做出伤害别人的事,我们都可能是罪犯。不过这对于我们自尊的威胁,事实上还要严重得多。承认科学的结果,就表示我们失去了重要的掩护。如果当场的情况对于攻击行为扮演着这幺决定性的角色,我们便不能够再自称为局外的旁观者了。如果我们决定不对武器加以管制,如果我们选择离开日益衰败的周边社区,或是削减妇女、婴儿和儿童的营养方案,如果我们让贫民区的青年没有太多选择、只好加入帮派,我们便和最后发生的犯罪脱不了关係。

   

所以,如果说驳斥罪犯们有着「犯罪者脸部照片」这个概念,会有什幺最重要的影响,那就是除去了横立在我们和那些被我们关起来的人之间的界线。这并不容易,但是对于一个正义的法律体系而言,却是不可或缺的—我们将在本书的结尾时回到这个主题。如果我们评断一个人有比别人高得多的犯罪可能性,是因为他的基因不好,或是因为脑袋被打过,这让我们比较容易对犯错的人感到同情、比较容易原谅他们、帮助(而不是伤害)他们。而如果我们知道是环境的力量让我们都可能犯下可怕的罪行,我们就突然有理由改变环境,以确保没有人会误入歧途。

   

去除了「犯罪者脸部照片」的想法,我们在看法兰克.马斯特斯、约翰.鲍威尔、阿利克.埃文.麦格雷戈和威廉.约翰斯顿的相片时,就会用不同的眼光。嫌犯脸部特写的真实照片将不再是我们感兴趣和好奇的对象。我们会看到它们真正的本质:对于我们未完成工作的提醒。



[译注1]路易.雅克.曼德.达盖尔(Louis-Jacques-Mandé Daguerre,一七八一~一八五一),法国发明家、化学家和艺术家,因发明达盖尔银版法(又称达盖尔摄影法)而闻名,被视为现代摄影的发明者之一。

[译注2]纳粹德国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,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达豪镇附近,最初目的是囚禁政治犯。达豪集中营启用于一九三三年,并于一九四五年由美军解放,同时发生达豪大屠杀。

[译注3]两个神经元的相接处。

[译注4]汤玛斯.哈里斯(Thomas Harris)所创作的悬疑小说系列中的虚构人物,曾出现在多部电影中,包括一九八八年的《沉默的羔羊》(The Silence of the Lambs),二OO一年的《人魔》(Hannibal),二OO二年的《红龙》(Red Dragon),以及二OO六年的《人魔崛起》(Hannibal Rising)。

[译注5]一种在从事户外运动、执行警备勤务或非法活动时常见的头套,其特徵是戴在头上时仅露出脸的一部分。该词彙来自于一八五四年克里木战争中的巴拉克拉法战役,当时英国骑兵配戴这种头套以抵御寒冷海风。

[译注6]原文为Guns don’t kill people; people kill people. 这是美国的全国步枪协会的口号,在美国被大量地贴在汽车保险桿及脸书动态上。

[译注7]指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期间进行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,其高峰被称为「纳粹大屠杀」(Holocaust 或Shoah)。据估计,「最终解决方案」的受害人数在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七百万之间,约有六百万人为犹太人,其余则是共产党人、同性恋者、罗姆人、战俘、异议分子等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#妞书僮

#不平等的审判

好书不寂寞~

妞书僮来推荐一下这本像精彩的犯罪推理短篇小说集,但书中情节却都是真人真事的书。

让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告诉你,为何司法判决还是这幺不公平...(啊嘶~注解好多喔~离题)

本文摘自《不平等的审判》

妞书僮: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脸看出他有犯罪吗? 《不平等的审判》真人真事新

出版社:脸谱出版

作者:Adam Benforado

译者:尧家宁